财经记者访谈录2018⑲ | 单保江:站在山顶看风景

武术        2019-09-12   来源:嘉嘉漫画


山大南路27号

创办人、总编辑:周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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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单保江:1982年2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当时的寿光县委办公室当过秘书,在潍坊日报当过编辑,在山东省委党校脱产两年读过研究生班,1993年进入《经济日报》,高级记者,曾任山东记者站站长。


财经记者访谈


全文共13851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山大南路27号:您在山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寿光县委办公室工作,在当时行政机关大学生很少、工作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您为什么放弃行政工作而选择到《潍坊日报》当记者?


单保江:从政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并不太适合行政工作,可能从事专业工作、学以致用是更好的选择。1984年秋,《潍坊日报》招考编辑、记者,我通过考试进入《潍坊日报》,开始了新闻生涯。


山大南路27号:中文系的基础对您在县委办公室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这段经历对以后的新闻工作有没有影响?


单保江:山大中文系的学习,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和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这对于从事行政工作很有帮助。当时,寿光县委书记李汉三重视群众信访工作,我写了一篇题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稿子,按程序修改、送审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信访动态》全文刊发。


在寿光县委办公室工作两年多,我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让自己的书生意气少了,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接地气,这为以后做好新闻工作奠定了基础。


山大南路27号:您转入新闻工作,对提升自己做了哪些努力?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单保江:到《潍坊日报》之后,编采合一。但我更想多跑多写。新闻单位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只要肯干,不管在哪一个媒体,舞台都足够宽广。


那时,我国开始慢慢对外开放,潍坊举办了国际风筝会。1984年的潍坊国际风筝会,我负责采写风筝放飞现场的综合通讯。这稿子是“急就章”,很容易写成应景之作。但我还是想尽最大努力写成精品。与一位陪同外国人的翻译聊起来,发现了一个新闻线索。日本客人津田幸二来潍坊海滩上放风筝了。这位古稀老人家在日本广岛,当年原子弹爆炸时,他正在一家出版社编辑文稿。核爆过后,他在烟尘和瓦砾中醒来,成为一名幸存者。我拉着翻译,现场采访。我还采访了来自美国等国外的一些风筝放飞者,挖掘到了不少鲜活的故事。加上提前掌握的国内和潍坊一些风筝素材,感到采访很成功。整篇通讯,我一气呵成,发表后获得了“山东省好新闻三等奖”。一篇现场通讯的急就章,能够获奖,让我喜出望外。写完通讯,意犹未尽,又把津田幸二的故事单独写了现场特写《写在蓝天上的和平诗》。《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旅游报》、山东广播电台等媒体都采用了。那时全国媒体很少,稿件如此高的采用率让我高兴了好长时间。


在《潍坊日报》,我先后担任过总编室副主任、时事部主任、记者部主任,写了一些有影响的稿子。回过头来看,感到很充实、很满足。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干活。但唯有记者,每一次的劳动,每一篇稿件,既是工作任务,更是自己能力和经验的沉淀与积累。


山大南路27号:您是如何到山东省委党校学习的?


单保江:在《潍坊日报》工作时,我被潍坊市委组织部列入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名单。1987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提出要培养跨世纪干部人才。山东省委党校决定招收党政干部研究生班,基本条件要求是党员、本科毕业、副科级以上、五年以上工龄。经组织推荐按考试成绩录取。由此,我在省委党校开始了脱产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山大南路27号:在山东省委党校这几年,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 


单保江:入学后,我的英语经过考试,获准免修。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自由的读书时间。那时,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党校思想非常活跃。一些经济学、国际经济方面的课程,我过去接触不多,两年的学习补上了好多短板。


那时国内思想解放,气氛活跃,新闻出版百花齐放。《驾驶园》月刊,在天津取得刊号,在天津和济南分别设立了编辑部。我在读研之余参与了他们的编辑工作。后来天津与济南两个编辑部闹矛盾,济南重新办理刊号,改名为《驾驶天地》,我们三个人担负起杂志全部工作。一个人抓总并负责发行,一个人负责通联和编务,我几乎负责全部的编辑工作。我一方面策划重点选题,组织编辑,还挤出时间采访,写了大量通讯和言论。杂志社订了好多国外的汽车杂志,我从里边找一些有趣的文章翻译过来。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以超负荷的工作量,承担着该杂志大部分有时几乎是全部的编辑工作。争分夺秒写稿编稿,逼出了我的写作速度。约稿、协调美工等,也锻炼了自己的运筹能力。后来报刊整顿,这个杂志交给了山东省交警总队。又办了几年之后停刊了。


我们班的同学,当时都是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同时,省委党校定期举办县委书记和其他县级乃至厅局级领导培训班,不同班级之间大家也有很多交流。两年中,读了不少书,干了许多事,结识了很多人,没有白白混日子。


山大南路27号:您是如何到《经济日报》工作的?


单保江:在山东省委党校的同班同学于勇,毕业后调到《经济日报》山东记者站,此后担任了站长。他对我的新闻业务能力和文字水平很了解,就向《经济日报》推荐我来山东记者站当记者。


在这之前,我在《经济日报》发表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写的是白领农民,报道掌握了蔬菜大棚技术的好多寿光农民,被高薪聘请为农业技术员,有的甚至被聘为科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镇长等,成为高收入的白领农民。这篇我单独署名的报道,在《经济日报》二版底部通栏发出。英文的《中国建设》杂志,将其译成英文,配上图片全文发表。


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庹震,当时任《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打电话要我传几篇新闻作品给他。我将几篇作品传真过去。1993年初,《经济日报》同意将我调入,很快发来了调令。


山大南路27号:您进入《经济日报》,有什么新的感觉?


单保江:《经济日报》报刊登记证上的主办单位是国务院。我进入《经济日报》之后,曾看到过一份国务院文件,是总理办公会研究《经济日报》的有关事宜。其中要求各地政府,对《经济日报》驻地机构给与支持。由此,《经济日报》山东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院内。同时,党中央明确《经济日报》属于国务院序列,是中宣部直接管理的中央党报,这使得《经济日报》成为一个比较高端的新闻平台。


我进入《经济日报》的时候,正是《经济日报》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报道渐渐成为媒体话题的主流。《经济日报》抓住时机,围绕中心工作,敢碰热点难点焦点,很多报道成为全国轰动的舆论话题,一大批在全国新闻圈有较大影响的名记者脱颖而出,可以说群星灿烂。


《经济日报》创刊十周年,在山东开一个座谈会。时任总编辑范敬宜来山东参会。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接受了采访,省领导和20多个厅局长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后,我写了个稿子,范敬宜审阅一遍,一字未改,当场签发,在次日《经济日报》报眼见报。


范敬宜是一位儒雅长者,诗书画俱佳,业务能力极强,待人宽厚,没有架子。他来山东采访后,自己亲手写出长篇报道,影响很大。二十几年过去了,山东那时的好多领导干部现在还记得这篇报道,有些人甚至还能说出报道中的一些精华。新闻是易碎品,大多很快就会被时间的浮尘所淹没,能够让一部分人长期记忆的作品,没有几篇。


后来,范敬宜的外孙女上学,需要一位保姆接送。我帮他从农村请了一位。保姆的父母不放心,我们一起将保姆送到范敬宜家里,我陪他们在万寿路宾馆住了几天,他们感觉比较踏实后,我们才一起回来。


当是《经济日报》分管驻各地记者的副总编辑是罗开富,他以重走长征路,每天发一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而闻名。当时的产经部主任詹国枢、记者程远、谢然浩等等,都很有特点,很有影响。国际部的陈颐采写的国际报道,独具一格,别有风味。感觉上,《经济日报》是一家蓬勃向上、富有活力的报纸。这样的环境,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很快就转型,站在全国的角度认识经济新闻,采写经济报道。业务上有了较快提高。


山大南路27号:您从一个记者,一步一步走到《经济日报》山东站的站长,在这其中付出了哪些努力? 


单保江:《经济日报》在山东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好的口碑,这是记者站几代人苦干实干的积累的结果。我在记者站当记者时,《经济日报》独家几次采访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赵志浩担任省长和后来担任省委书记时,对《经济日报》厚爱有加。我们先后几次独家采访,其中一次除了在《经济日报》报道之外,还经其同意将对他的专访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上。


省领导重视,为《经济日报》在山东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一些敏感的采访,记者往往不受欢迎。当时全国沿海地区走私问题比较严重,报社需要打击走私方面的报道,但却很难采访。省领导让有关部门帮助联系安排后,我去了烟台海关,独家采访,跟随他们的缉私艇出海,了解到很多鲜活的一手材料,写出的报道现场感强。当时有中央领导来山东,对山东向外省市调配的棉花质量问题提出批评。我独家跟随有关部门领导,现场检查,落实质量把关措施,写出的报道发表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从1993年开始到2017年,每年“两会”,我几乎都到北京,重点盯着对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的报道。每年都会专访七八位甚至十几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十来天的会议,其间有影响力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各种信息密度大,交流快,大大提高了采访效率,结交了一大批各领域的朋友,为做好经济报道发掘了好多线索,积累了大量素材。


2000年,我担任了《经济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为了搞好报道,我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书面汇报了对山东经济发展进行报道的想法。吴书记批示:“保江同志:……”肯定了我的报道思路,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安排。《经济日报》时任总编辑武春河亲自带领一个采访组来山东进行采访报道。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关领导帮助反复协调对接,报道组来山东第一天,就分别与省委书记、省长、常务副省长和一位分管副省长进行了座谈采访。这些领导同志都是日理万机,办公室外想请示汇报工作的常常排队等候。平时要采访其中一位也要反复对接。一天内完成对省委省政府四位领导的采访,采访话题都充分展开,各有侧重和特点。前后采访除午餐外,几乎没有等待的空档。这样紧凑的安排,让采访组一行都十分感动。紧接着,我们到有关地市,进村入户实地采访,到工厂车间调研座谈,采写出一组三篇深度报道。稿子写出后,送省领导审阅把关。省领导希望,报道中不要出现省领导的名字,要多宣传基层干部群众。成绩不要写得太满,外省有很多好的经验。这组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较好。


山大南路27号:您当上《经济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后,山东在《经济日报》发稿较多,最多的一年发表头版头条27个,创造了《经济日报》报道山东的历史最高纪录,您为此付出了哪些努力?


单保江:《经济日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对山东的报道主要取决于山东在全国的发展大局中,是否有值得关注、值得传播的东西,而不仅仅取决于报社的重视和记者的勤奋。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担任记者站长后,山东政通人和,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当时,山东提出重点抓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和外经外贸三大亮点,在全国较早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战略。全省上下群情振奋,所到之处各级干部、企业老板都在谈招商,谈发展,经济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走在了全国前列,确实引人注目。这是搞好报道的基础和源泉。


对于山东的新措施、新经验、新成就,我及时向报社汇报,争取列入重点报道题目,争取报社领导多支持、多倾斜。同时在山东,多跑多转,掌握信息,给报社多提供能够打动编辑的新闻素材和由头。


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给予了很大支持。省里下发的文件,都同时发给我们。省里的重要会议,如省委全委会、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省领导干部会议以及省委中心组读书会等重要会议,我以中央驻鲁单位负责人的身份被邀请参加会议,与各市领导以及省直部门领导一起,进行分组讨论,了解到许多平时很难了解到的直通决策的信息。全省人民代表大会,我常常与不是省人大代表的省直部门负责人一起,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参加。省委宣传部工作尤其到位,经常组织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中央驻鲁和省内主要媒体的负责同志一起,互通信息,加强交流,对于搞好山东报道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报社高度重视山东记者站的新闻报道工作,武春河、徐如俊、张小颖前后三位社长都亲自负责联系山东,都多次带队来山东到一线进行调研和采访。同时,报社也为我们创造条件,开阔视野。2011年,我参加了中央党校中央直属机关分校为期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班里的同学都是司局级干部,来自中直各个单位。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外出考察,收获很大。大红的毕业证书盖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的钢印,还印有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的签名,很有纪念意义。2015年,我参加了浦东干部学院创新研讨班的学习,我们班支部书记是国家发改委一位司长,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党政干部,也有国企管理人员。大家至今保持在一个微信群里,互通信息,经常交流,让人受益匪浅。


山大南路27号:在防治“非典”的时候,您坚持采访,搞好报道,您是怎么去面对的?


单保江:防治“非典”的那一段时间,人心恐慌,百业萧条。当时马路上人少车少,非常冷清。我们尽可能搞好报道,减少社会的恐慌情绪。 


当时寿光市为了支援北京,在北京蔬菜极为短缺的时候向北京送菜,我跟着送蔬菜的车,一直到北京大羊坊防治“非典”的警戒线。这道警戒线,外地的车一律不准过去。蔬菜在这里卸下来,北京来人接进去,装车拉走。防治“非典”结束后,省里召开了表彰大会。我被山东省政府记二等功一次。


山大南路27号:您经常跟一些官员和企业家打交道,他们都是不容易接触的人,您怎么维系跟他们的关系?


单保江:我的感觉是一定要研究和理解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烦什么。这些人都智商很高,工作又忙,作为记者如果不能提供他们所期望的东西,没有能力和他们平等交流,恐怕连见面都不可能。尤其是记者在与他们交往中不要夹带“私货”,不要想占便宜、讨好处,那样一次就砸了锅。记者要尽可能理解企业,但脑子里更要装着报社和读者,要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抓新闻,抓“活鱼”,不能一味迁就采访对象,围绕他们指挥棒转,而失去自我。如何维护好和他们联系沟通的渠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一件需要长期踏踏实实努力的事。


多少年来我跟踪报道潍柴,对企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董事长谭旭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17年我满60岁退休。2018年潍柴集团商务大会,谭旭光董事长邀请我继续参会,并在会议期间抽时间单独和我聊了一会,他说过去这些年报道潍柴,你是第一功,潍柴感谢你。这体现了谭总的胸怀和为人。


其实,我更应该感谢潍柴。潍柴这些年狂飙突进式的迅猛发展,给我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新闻。一次次跟谭旭光董事长的交流,让我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上世纪90年代,谭总出差遇到车祸,断了四根肋骨,在济南住院。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躺在床上不敢动,但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在病床上接待了邀请来的伊拉克客商,双方敲定了合作事宜。那时企业经营状况较差,谭总把有关人员一批批请到病房,研究开拓市场、用好峰谷电价节约成本等事项。谭总人困在病床,但大脑却在以更快的速度运转,企业的巨轮仍然保持全速前进。伤后一个月,谭总便忍着剧痛,乘飞机到福建、广西与企业洽谈合作事项。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老板,集合全体高管和部分中层干部一起接待谭总,他让大家看看:“用谭总这劲头干企业,什么企业能干不好?!”原来谭总估计让对方配套潍柴发动机不容易谈。但对方告诉谭总,你拚着命来了,什么都不用谈,跟你合作,我一万个放心。


这些细节,感人至深。我写了2000多字的通讯《逐鹿市场看潍柴》,在《经济日报》一版倒头条见报,被评为报社好稿。潍柴人说,这是《经济日报》第一次在头版大篇幅报道潍柴。


2003年,我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团。我们这一组,负责北京、天津、山东、安徽四省市的采访。我担任副组长。来到山东,我力主大家去潍柴采访,得到大家认可。采访非常成功,所有参与采访的媒体记者都受到感动。很快,《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央广、央视等十几家媒体,同时发出了潍柴的报道。


2004年底,潍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我从潍柴抓好自主创新打开市场的角度,进行了报道。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报纸上作了批示,对潍柴抓好自主创新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经济日报》马上组织采写了一个整版的新闻报道,聚焦潍柴的自主创新。中央领导又一次在报纸上作出了肯定和鼓励的批示。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一个企业的报道作出两次批示,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


在中央主流媒体中,《经济日报》较早地开始集中报道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经验。有一次在中央的高层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向大家推荐了《经济日报》的一篇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的编辑部文章。潍柴自主创新的实践把我也引向了这个报道方向,让我幸运地写出了较有分量的报道。渐渐地,我国加强了自主创新的宣传引导,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也越来越完善。我能够较早抓住这个主题进行报道,应该对潍柴说一声“谢谢”。


经过多年时间的沉淀,一些采访对象慢慢成为朋友,能够真诚交流,相互理解,彼此信赖。如全国百名改革先锋人物之一的王伯祥、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陈光、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东岳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建宏和副总裁李玉文、 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金锣集团董事长周连奎、中联重科副总裁王金富、东阿阿胶总经理秦玉峰、鲁北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冯怡生等。记者生涯很快成为过眼烟云,但在工作中结交的一大批朋友,成为心中最宝贵的记忆。


我把中央领导批示的信息及时报告山东省委主要领导,省委领导立即作出批示,要求马上派出调研组,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总结推广潍柴经验。


这些报道,对于扩大《经济日报》在山东领导层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图为单保江在华建铝业专题采访


山大南路27号:您在《经济日报》的一些报道中,是如何确定重点题目,如何进行新闻策划的? 


单保江:经济新闻需要深入研究和体会中央经济政策走向,在需要的时候要进行不违背新闻规律的精心策划。我举个例子,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期一般也就三天,我曾经连续四五年,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在《经济日报》一版头条发一个山东的报道。经济日报》会送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代表的房间,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报道的影响力。但这些报道从确定题目到发稿见报,中间都经过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抓住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我对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央领导下基层调研的报道,都认真学习,深入分析研究,从中理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的重点。然后结合山东的实际确定重点报道题目。由于我写的新闻报道往往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比较贴近,因而常常受到报社编辑部的青睐,将稿子在重要时段的重要版位及时发出。


有些报道如果策划一下,会更生动。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山东团的报道,有时就会结合实际进行一些策划。当全国一体化市场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受到热议时,我和河北记者站的站长把河北沧州市与山东滨州市两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市长请到一起,探索为什么两市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问题。由于区域分割,黄骅港失去了滨州、沧州等广阔的腹地,沧州、滨州也无法充分利用黄骅港的便利。由此可见,滨州、黄骅经济战略合作大有可为。这样的问题探讨性的报道,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使重大主题比较轻松地表达出来。连续几年,我们都进行跟踪报道,不断推进双方的经济合作。后来中央出台了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又邀请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与滨州黄骅两市负责人一起,探讨三地从基础设施建设起步,加强相互合作,推动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大计。报道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山大南路27号:新闻报道唯有细节最动人,您有什么体会?


单保江:回过头来看,自己写的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有丰富的细节。不满意的作品,缺点都是有筋无肉,干干巴巴。所以我感到,采访一定要抓住细节,千万不能让现场那些最打动人的细节从眼皮底下溜走。我举个例子,我跟我们报社的一个老记者一起采访道德楷模朱彦夫,我注意到,这位抗美援朝的老功臣,卧室里是石灰抹的墙,我那位同事观察更仔细,他说朱彦夫床边的墙上贴着报纸,是东方烟草报,而且大约是什么时间的报纸,报纸的大体内容,他都记住了。虽然这些细节最后大都没出现在稿子里,但掌握了这些细节,写起稿子来就有底气。看别人的稿子很生动,那一定是采访中下了功夫,挖到了很多别人没有注意的独特的细节。


山大南路27号: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握时机,去发现一个好的经济新闻呢?


单保江:我感觉我写的比较好的还是一些现场性的东西,比如《白领农民》《我在寿光当菜农》《写在蓝天上的和评诗》等等。深入实际抓“活鱼”,才能写出起码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我们原来的总编辑范敬宜有一次采访,看到企业很少库存。当时中国经济从短缺步入严重过剩。范敬宜作为总编辑、名记者,就抓住仓库空荡荡这个很小的切口写新闻,分析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技术开发,从一个企业写到全国,很生动。


我曾采访时风集团总裁刘义发,当时全国三角债积重难返,让人头疼。刘总一句话给我打开了思路:“我的诀窍是不赊”。以此为题,我写了专访,时风宁愿降价,绝不赊销,靠产品适销对路加快回款等经验,对减少三角债很有借鉴意义。20多年之后,我见到刘总,想不到他还能脱口说出这篇报道的题目《我的诀窍是不赊》。


山大南路27号:对于经济方面的采访,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单保江:一定要关注和研究前沿的问题、高端的问题,让自己站得高一点。记者可能没有官员那么高的位置,但想问题一定要站在他们的高度和角度。要能够俯瞰、甚至鸟瞰。登高望远,凌空方觉海波平。要经常想一想,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他们会想什么问题,他们的难点、痛点在哪里?打开自己的眼界,放飞自己的思想,以世界眼光、全国眼光看一个车间、一个村庄,或者一个经济事件。切忌就事论事,跳不出来。


山大南路27号:现在很多人都说传统媒体已死,您觉得传统媒体现在的发展的状况怎么样? 


单保江:我感觉传统媒体要死就死在做不出新内容上。只要你内容好,这个内容就永远有人需要,现在有好多信息,可以包装起来卖高价。这就是市场需求。内容做不好,肯定没人看。所以媒体不能光引导别人转型,自己却沉睡在过去的时光中。


山大南路27号:您是见证了纸媒的黄金发展时期,到现在的转型,现在纸媒的工作模式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单保江:这个问题我的感触实际上不太多,因为我基本上是属于纸媒时代的一个记者,到新媒体就基本上就被淘汰出局了(笑)。


山大南路27号:您觉得财经新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单保江:财经新闻的发展方向,我的感觉就是:深度,细分,专业。


作品分析


《诸城现象系列报道》

1996年3月29日-4月2日发表于《经济日报》头版



山大南路27号:当时您是怎么想到报道这个选题的?


单保江:当时全国都很关注诸城市中小企业改革,而且争论非常激烈。我感到这个改革大方向对头,效果不错。向报社报题目后,得到认可。报社派李本军来山东和我一起采访调研。在经济日报一版连续发出五篇报道,宣传诸城经验。但这组报道有明显硬伤,尤其是报道涉及了中央领导同志表态,但没有按程序送审,容易引起误解。同时发稿的时机缺乏更慎重的考虑。因而这组报道几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批评。批评针对的是经济日报》。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否定诸城经验,而且还肯定了他们的探索精神。经济日报》社领导承担了全部责任,完善了制度。没有对参与报道的记者予以责难。但这一沉痛教训,对我来说是极为深刻的。


此后,全国各地中小企业改革逐渐推开,大部分参照了诸城的做法。但由于各方面争议较大,这项改革基本采取了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态度。我们在经济日报》一版连续发出的五篇连续报道,是中央主流党报首次全面报道诸城的改革经验。此后一段时间,各级党报基本上也都回避了这方面的报道。再后来,全国中小企业改革逐渐取得成效,中小企业改革的问题才写进了中央文件。


《赵志浩省长的一天》

1993年12月8日发表于《经济日报》


山大南路27号:1992年底,您在一次会议之际见缝插针采访到了赵志浩省长,并在《经济日报》发表了独家新闻。经济日报》采访省长是如何联系协调的?


单保江:《经济日报》隶属于国务院系统,我们记者站就在山东省政府院内,相对来说采访省政府领导更方便一些。


采访赵志浩省长,是我的前任站长于勇联系协调的。稿子由我执笔写。赵志浩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时,经济日报曾多次独家专访。我们对他情况很熟悉,所以写起来不难。稿子采用现场纪实的写法,显得真实。


我们还一起多次采访时任省长李春亭。


我担任记者站站长以后,在报道好省委领导重大决策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和山东省政府的密切联系。曾多次采访时任省长韩寓群。以后姜大明担任省长,《经济日报》曾就小清河治污、山东经济转型升级等议题,对他进行专访。郭树清担任山东省省长时,曾专门听取包括我在内的中央主要驻鲁媒体负责人的汇报。2015年和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分别在《经济日报》发表了篇幅达2000字左右的郭树清省长的专访。这些报道,从省领导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把握山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了《经济日报》的权威性。


山大南路27号:您采访过政府官员这一类的人,也采访过白领农民阶层的人,这两个阶层是差异较大的,那在进行采访和写作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单保江:尊重每一个采访对象。一个领导干部,他能够走到省部级、厅局级,或者是一个企业领导,他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因此对他们一定要尊重、理解。但是跟他们交往,一定要直起腰来,尽量做到平等交流。因为他们也瞧不起把腰弓成大虾的人。采访基层群众,更要尊重他们。记者不尊重他们,他们能感觉到,他就会糊弄你。真诚地平等对话、交流,他们才有可能说一些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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